民族性审美范畴的突破
——兼评杨立青交响叙事曲《乌江恨》悲剧形象的创作
跟随西方文化的涌入，西方音乐创作技法体系也大规模的被引入尤其是专业音乐教育和创作领域中，这使得中西音乐文化无论从观念上还是技法上都发生了直接的对峙和巨大的冲突。 如何从作曲技法和审美心理层面上理解、融合这一矛盾，正是当代音乐创作的一大问题。
杨立青的交响叙事曲《乌江恨》（为琵琶与交响乐队而作）创作于1986年2月，时值作曲家刚从德国留学归来，应名古屋交响乐团之邀，为庆祝日本名古屋市与我国南京市缔结友好城市而创作的。
作品诣在以国际化语言传达中国文化精神，作曲家将古曲《霸王卸甲》的核心音型衍变为三个核心主导动机（号角动机、英雄动机、悲剧动机），运用多调性横向延展、纵向迭置以及十二音思维等手法进行组合发展。
该作品从乐队编配、配器手法、结构特征、发展方式等方面似乎都是非常“西化”的。 但是
聆听过这一作品的人都会觉得，这些手法非但没有泯灭叙事内容的精神质量，却有机地发掘、衬托了内容的悲壮气质。